来源：微信号 上海书评 徐晓宏（1978-2023） 风波 Setback 2022年7月，我和家人、朋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谢南多河漂流，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，发微信赠给远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好友徐晓宏教授。这是我跟他交往十几年来，送给他的唯一一首诗。 异国杂诗·漂流 按：以译词入诗，是现代传统。少时曾读“独拜弥天马克思”，青年亦作“剩有一湖密歇根”。今以三译名入诗，喻人生或如漂流，以赠“密歇根的马克思主义者”。 扁舟才出谢南多， 旋进波托马克河。 莫笑寻常哈珀渡， 等闲岁月起风波。 注：哈珀渡（Harpers Ferry）位于谢南多河（Shenandoah River）与波托马克河（Potomac River）交汇处，为美国内战重镇。 此时的晓宏，已经被确诊患有肠癌将近半年。2月手术后，正在化疗和休养，并为秋天一个更大的手术做准备。他收到诗后很高兴，并在微信上跟我聊起来。 晓宏：起什么风波呢 我：那要问你啊，写给你的嘛 晓宏：第四波 我：第四波？ 晓宏：历史社会学啊 我：哈哈哈哈，学科带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我当时虽然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但也对他的执着更加钦佩。这就是晓宏，即使身患重病，他挂念的依然是学术，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传世之作，开创学术新局。他当时有多篇文章正在几大英文社会学顶刊接受匿名评审。他想的不是继承历史社会学第三波，而是开创第四波。 我的诗，既是写一段美国内战的历史，也是喻人生如漂流，难免有突如其来的风波，但最终多能化险为夷。 然而，很快他又遭遇到另一场风波。8月18日，晓宏微信告诉我，他在《美国社会学杂志》（AJS）第二轮评审的一篇文章被拒稿了。熟悉学术发表规则的人都知道，一篇文章如果获得R&R（revise and resubmit，修改和重投），那么在第二轮评审获得接受的概率远大于第一轮。所以他本对这篇文章被接受抱有很高的期望。晓宏在电话中跟我说：“我很难过。”我不知如何安慰他。他接着说：“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过文章。”晓宏执教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，在美国首屈一指。五年没有发表，让一个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青年学者压力有多大，不言而喻。两个月后，他更心仪的另一篇文章，也是他英文书稿的核心——“The Great Separation”——被同一本期刊拒稿。10月14日，他发微信我告诉我这个消息，并说：“下午大哭了一场。好几年没哭了，癌症确诊都没有。Feeling so tired of this game.”四天之后，他按计划再次住院，次日做了长达十二小时的腹腔手术。我们当然是为了学术理想而努力，但理想主义者也不能回避现实问题。晓宏曾经是我们这代人的学术明星：尚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时（2013），他就在最顶尖的《美国社会学评论》（ASR）发表论文，并获得多个奖项。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社会学的青年领军人物，发表压力却如巨石压胸。 事实上，这种压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才得以缓解。2023年11月25日——美国感恩节周末——晓宏发了自己最后一条朋友圈：“感恩”，除了感谢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支持，配图则是一篇文章被期刊《理论与社会》（Theory and Society）接受的截图。这篇文章，正是他之前被《美国社会学杂志》二审所拒的文章。两个多礼拜后，晓宏病情急剧恶化。他于2023年12月12日病逝于安娜堡一间临终关怀医院，终年四十五岁。 抱负 Stalwartness 晓宏出生于1978年，比我年长四岁。我们并非同乡、同学或同事，交往也只有最近十三年，平均每年见面不到一次，主要是在美国社会学学会（ASA）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（SSHA）的年会期间。回望人生旅程，我们都受惠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，先后从浙江和重庆考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。我们也是两所高校教育改革的受惠者，都在大学期间从理科转入文科：晓宏原本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，后转入社会学系。我们更得益于2000年前后北京蓬勃多元的知识、文化生活，在此期间大量跨学科阅读和讨论，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理念和认同。在北大学习，想必滋养了晓宏的深厚学养、独立思想和高远理想。最后，缘于中美教育交流的扩大，我们先后在2003年和2008年远赴美国，分别在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。 2010年11月，我和晓宏初识于芝加哥召开的SSHA年会期间，之后频繁通信交流。我们的研究方向都是历史社会学、政治社会学。当时有一批中国留美学生选择了比较历史社会学作为博士论文方向，我们开会总能见到，我和晓宏更是多次被安排在一个会议小组。我俩开会常常同住一屋，吃饭、抽烟、喝酒、聊天、争吵，不亦乐乎。 2011年11月波士顿SSHA会议后合影 我们很快发现，除了背景和兴趣相近，彼此还有个更重要的共同点：抱负。 彼时，在定量社会学方面，旅美的大陆社会学者早在社会分层、组织社会学和社会网络等分支大放光彩；在以民族志或访谈为主的定性社会学方面，旅美华人学者也已在移民社会、社会运动和劳工政治等领域崭露头角。唯一有空白的是比较历史研究。在我们博士入学时期（2005-2008），还没有华人学者写出一本足以传世的比较历史研究著作。当然，在2010年代，随着孔诰烽、苏阳、和文凯、赵鼎新等人专著的出版和获奖，这一情况已经得到改变。不过，迄今依然没有华人学者以英文撰文，对比较历史方法论有所贡献。在当时，晓宏和我都志在对历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方法论有所突破。对于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领域，我们亦有自身的理念：既不愿局限于传统的区域研究范式，也不想追随大行其道的定量历史潮流，而是希望创造出一种新的研究和表述形式，把元理论、中层社会机制和历史叙事/史料研究予以融合，使著述能够同时孕育新的理论，包含鞭辟入里的机制，呈现扣人心弦又令人信服的故事。这当然对研究能力与英文写作水平都有极高的要求。除了专业突破以外，我们选择比较历史社会学，是因其与我们关注的一些宏大问题，特别是涉及现代性的问题密切相关。这些题目，曾经是马克思、韦伯毕生关注的焦点和构建社会学经典理论的起点，也在二战后刺激了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：摩尔、沃勒斯坦、蒂利、斯考切波、迈克尔·曼围绕这些议题写下了一部部皇皇巨著。而想要探索这些问题，只有浸润于并超越古典和当代社会理论，广泛阅读研究不同国家、不同时期的著作以积累知识，同时依赖蒂利所说的“大结构、大过程和大比较”。从晓宏的学术自述里可以看到，即便早早在顶刊发表文章，他也从没停止探索的脚步：“（我）一直在琢磨怎样在自己的研究中纳入那种大历史的思考。因为对我来说，那种大历史和大叙事的东西，是社会理论最有魅力的组成部分之一。”是的，惟有以此将过去和现在彻底历史化（historicize）的方式，才能质问（problematize）主流社会科学的“当下主义”（presentism），即把现时的社会事实和规律一般化为非历史的法则和机制的倾向，进而有可能提出并回答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根本问题。 换言之，在专业化和大数据的时代，比较历史社会学对于我们而言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，更是智识上的英雄主义。我们也不满足于只将现成的（特别是自己导师的）理论“应用于”研究中国，而是要自己去创造新理论，写出大叙事，比肩甚至超越导师的成就：“做我们的老师，而不是他们的（中国）学生”，是我们的共同抱负。支撑晓宏抱负的不仅有雄心（ambition），也有意志（stalwartness）。在我和晓宏刚认识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就已经相当成熟，各种准备更为充分，英文写作也渐入佳境。他的两位导师，菲利普·戈尔斯基（Philip Gorski）和朱莉娅·亚当斯（Julia Adams）是历史社会学第三波“文化转向”的领军人物，耶鲁社会学系更是文化研究的重镇，所以晓宏也处于这波的潮头浪尖。在我们这代2000年之后出国求学、以定性和历史研究为主的中国社会学者中，晓宏成为第一个，并且是在博士毕业前就在顶尖英文期刊上发表代表作的，而我们其他人的类似发表则往往要到博士毕业后。晓宏曾跟我讲述此文经历多轮匿名评审，而他又是怎样不折不挠地修改、完善的。几番打磨下来，从理论到叙事，无不臻于完美。晓宏去世前几个月，我们曾聊起迈克尔·沃尔泽1965年的著作《圣徒的革命》（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，中译名为“清教徒的革命”）。清教徒是英国革命，乃至现代史上激进政治的源头。晓宏说，他的文章正是受到这本不太为历史社会学者注意的史学著作启发。晓宏出色地构建了中层社会机制来解释这种关联，并在叙事上大开大合、舒展自如。 迈克尔·沃尔泽著《圣徒的革命》 然而，早早成功也埋下了隐患。晓宏可能低估了在英文期刊发表比较历史研究的难度。直到遇挫后，我们才一起反思了这个研究路数的诸多结构性限制：一来，历史社会学日趋专业化，但本身职业机会稀缺，发表渠道少。二来，社会学的中国定性研究缺乏资源和社群建设，这点相比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领域尤其明显。两相叠加，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英文世界处于陪衬角色——得以发表的文章往往是将中层机制应用于中国案例，而试图建构元理论和大叙事的文章则往往发表不畅。这里面，研究社群的缺乏是关键的组织性因素。美国社会学主流是以定量方法研究当代美国社会，这就意味着以定性方法来研究别国一开始就处在边缘。这种结构性和组织性限制给每个人都带来影响。晓宏2014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以后，发表屡遭挫折，四年时间只在《批判历史研究》（Critical Historical … Continue reading 张扬｜向晓宏告别